人民币汇率与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研究*--基于结构突变的阈值协整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运用结构突变的协整方法,对人民币汇率与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价格传递效应进行研究。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在2008年10月和2010年5月出现了两次结构性变化;汇率传递系数的符号也在2008年10月份出现变化,由此前的负向传递突变为正向传递。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物价水平的传递存在着非对称性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并且表现出典型的“缓升陡降”型周期波动。     

非正规金融低违约率的动因:基于契约治理的解释

本文基于契约治理视角,阐释了非正规金融保持低违约率的动因,并结合茅于轼在山西省龙头村的信贷扶贫案例,对非正规金融保持低违约率进行经验验证。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内生于特定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机制、信誉机制、群体贷款或连带责任以及灵活担保机制,有助于克服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借款人的违约率。     

所有权、产业政策指导与银行贷款利率

以上市公司披露的银行信贷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指导对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指导中的重点支持类企业和一般支持类企业往往获得了银行贷款的利率优惠,商业银行较好地落实了国家的产业政策;相比于民营企业,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较低的贷款利率,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所有权金融歧视。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地域歧视研究

本文借助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交易数据,实证考察了互联网金融借贷中是否存在地域歧视。描述性统计表明各省之间的订单成功率存在巨大差异,在控制了订单信息和借款人信息之后,该差异有所降低,但仍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我国的P2P网络借贷的交易中存在地域歧视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被歧视的省份其订单违约率并没有显著的高于其它省份,这说明本文发现的地域歧视与属于偏好性歧视——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及投资中的汇率风险研究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建交20周年以来,两国的经贸往来与务实合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双边贸易实现跨越式增长,项目投资实现飞跃式发展。但随着中乌经济的广泛开展,在积极开发双边贸易及投资潜力的同时,中乌双方又面临着美元汇率的风险。因此,本文在阐述了中乌双边贸易与投资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及投资中的汇率风险;最后提出了解决中乌双边贸易汇率风险的对策建议,认为积极应对美元汇率风险是推动中乌双边贸易及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美国现行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物价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体通货膨胀表现的分析

美国2007年年底开始大幅下调利率,2009年以来又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虽然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确实提高了2008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却不能解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通货膨胀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的事实。高通胀的原因仍然在于各国国内的高货币供给。     

浅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的长期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双顺差问题亟待解决。文章通过对双顺差现象分析发现:过高的储蓄率、出口鼓励政策、中国贸易中出口加工贸易的支配地位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对于引资的不合理利用、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是中国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降低高储蓄,促进内需、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外汇储备"走出去"、健全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的相关政策、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     

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自愿披露——基于2010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

使用2010年沪市A股公司数据,对代理成本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自愿披露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自愿披露水平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司的规模显著正向影响自愿披露水平,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上市年限显著负向影响自愿披露水平。因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计算了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即便考虑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都远高于世界各国。其次,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利用中国的参数进行校准,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逆向积分法模拟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1990—2008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如果适当地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大幅下降。